近年来，在全球低生育浪潮持续蔓延、人口结构深度转型的大背景下，韩国作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受适龄人口持续缩减等因素影响，高等教育领域率先遭遇空前严峻的生源危机。这一危机直接加剧了高校间的招生竞争，致使部分院校陷入经营困境。院校关停、合并逐步成为韩国高等教育体系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选择。
生源危机下的韩国大学现状
长期以来，生育低迷始终是笼罩在韩国社会上空的一片阴云。据世界银行数据，2024 年韩国生育率约为 0.748，虽较 2023 年的 0.721略有回升，但仍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持续的低生育率直接导致韩国学龄人口大幅缩减，进而造成高校生源供给不足。自 2021 年起，韩国大学的申请人数便持续低于其招生配额，生源缺口问题日益凸显，且这种趋势仍在延续。韩国大学教育委员会曾预测，韩国大学的入学人数将从 2023 年的 44 万人降至 2040年的 26 万人。由于韩国政府对大学的补贴扶持、办学资质审核、招生配额核定等，均与在校生规模直接挂钩，部分高校因此陷入了严重的经营危机。有的学校甚至发生了招收“幽灵学生”的丑闻，即注册虚假学生或者保留不在校学生的学籍。
据首尔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与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人口变动和未来展望》报告预测，2042 年至 2046 年间，韩国国内大学数量将缩减至 190 所，仅为 2021 年（385所）的49.4%。生源危机的主要冲击对象集中在地方大学与专门大学。受教育资源、就业机会分布不均衡的影响，学生在大学选择上普遍存在明显的首都圈偏好。通常而言，首都圈被界定为首尔、京畿道及仁川地区。韩国大学资讯网数据显示，近 3 年来，首尔地区大学的正常在校生（剔除休学、延毕学生后的在籍人数）占全国高校正常在校生的比例分别为35.22%、35.38%、35.53%，呈现稳步小幅上升态势，进一步印证了学生对首都圈高校的偏好。
留学生的分布也呈现类似的特点。近 3年，首尔地区留学生占韩国留学生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45.10%、41.40%、39.3%，若叠加京畿道的留学生数量，这一占比便接近 60%。这一分布特征与韩国不同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差异密切相关。据《朝鲜日报》报道，以中国籍学生为例，该群体曾是韩国地方大学留学生的重要来源，而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学生更倾向于选择位于首尔、QS排名更高的高校。在此背景下，地方大学的留学生招生重心也随之转向越南、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此外，受社会观念转变、财政压力加剧以及高校间生源争夺日趋激烈等多重因素影响，专门大学受到生源危机的冲击更为显著。《人口减少背景下韩国大学招生的困境与纾解——基于 2000 年后的人口及招生数据分析》指出，2000 年，韩国专门大学与普通大学的数量差距较小，分别为 158 所和 161 所，此后专门大学数量逐渐减少，而普通大学则稳步上升，到 2023 年，两者数量分别为 133 所和 190 所，差距从最初的 3 所扩大至 57 所。
生源缩减引发部分大学关停倒闭，而大学倒闭又会进一步削弱地方的经济活力与人才吸引力，进而加剧生源流失，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这种困境迫使韩国地方大学与地方政府不得不主动采取应对措施，积极开展自救行动。
何以解忧：生源危机的应对
针对生源危机，韩国高校和政府尝试了多种应对方案，并经历了一系列的试错与调整。
生育低迷和教育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生源危机并非没有被韩国政府所预判。韩国政府曾提出一系列引导生源危机“软着陆”的改革方案，主要措施是减少大学过剩名额，并将之重新分配到更具前景的专业中。2015 年，朴槿惠发表的“对国民谈话”中提出的四大改革之一就是教育改革，即推进大学结构改革，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2016 年，朴槿惠政府对排名处于下游 50% 的大学集中推进减少招生人数的方案，具体是将其分为 X、Y、Z 三个等级，X级大学只需减少招生人数，Y 级、Z 级大学则还会受到政府财政和国家奖学金的限制，连续两个评估阶段均排名最后的大学将被定为“限制大学”——限制所有的政府援助，引导其自动退出。文在寅继任后延续了该项政策，并将其更名为“大学基本能力评价”，提倡“以评价结果为基础，根据大学自身发展战略培养优势领域”，并分别在 2018 年和 2021 年进行了考核。显然，这种方案会继续削弱弱势的地方大学，拉大地方教育差距，因而饱受争议，遭到教职工群体的抵制。文在寅政府实际上放松了这一政策，将大学评估和招生名额削减的权力下放到了地方，这导致该政策实际限制
的高校范围大幅缩小。韩国开发研究院 2026年 4 月发布的相关文件显示，被认定为低水平而受到限制的大学数量从 2015 年的 66所，减少至 2018 年的 20 所，2021 年进一步降至 17 所。
2025 年，韩 国 政 府 实 施 了“RISE”计划，即区域创新型大学支援系统（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 Education）计划，“通过支持面临各种危机（尤其是适龄学生人数下降）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自主创新，使所有高校都能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全球本土化’高校”。计划的具体措施是财权下放，将关于大学财政支持项目的部分预算执行权从中央转移到地方政府，并以高校为区域创新枢纽，结合地方高校的专业优势与各地方的发展特点，开展与地方产业相关的人才培养、技术开放和教育创新，实现产学研一体化等战略目标。另外，近期李在明政府以加州大学模式为灵感提出了“10 SNU”计划，计划将 9所地方大学提升至首尔大学的标准来解决教育不平等和地区差距问题，达到分散人才、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提升全球竞争力的目的。
2025 年东亚论坛的报道称：“尽管它面临着财务、结构和文化上的挑战，如果成功实施，它可能成为解决集中式教育体系和地区人才流失问题的全球典范。”
许多韩国高校也选择通过招收更多外国留学生和开展职业教育纾解招生难题。从规模上看，无论是普通大学还是专门大学，其外籍学生数量都在增长。2021 年普通大学的外籍学生数量大约是专门大学的 7.9 倍，但专门大学外籍学生数量的增长速率更快，到 2025 年普通大学的外籍学生数量约为专门大学的 4.1倍。有的学校甚至出现了只招收一名韩国新生，并完全用英语授课的情况。事实上，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萎缩，招收留学生这样的“开源”措施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2022 年 5 月，韩国教育部允许开设只招收外国留学生的专业。2026 年韩国法务部发布《2030 移民政策未来战略》，全面调整移民政策，允许相关地区在无本国雇佣记录的情况下聘用外籍人士，并计划针对毕业于韩国专科院校制造业专业并就职于地方企业的留学生新设“K-Core签证”，以鼓励外籍移民来振兴国内产业。与此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加剧和经济结构调整，一些韩国大学招生的“开源”方向转向了中老年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满足市场对终身教育的需求。2025 年 7 月 15 日，韩国国会未来研究院发布《学龄人口下降、大学教育危机及未来大学教育体系转型必要性研究》，该研究报告就建议“大学必须将受教育者的范围从学龄学生扩大到包括成人学习者”，为此要“设计和实施适合成人学习者的课程和学术体系，并赋予大学更多的自主权”。
政策背后的困局
生源危机背后的根本矛盾是以长期低生育率为代表的一系列结构性的社会问题，短期来看根本性的破局难以实现，甚至被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是不可逆的危机。的确，如果未来少子化问题依旧无法解决，大学的倒闭与合并则是必然结果。关键是如何引领生源危机“软着陆”，避免造成更大的社会冲击，并借此契机把握提升大学办学质量、强化科研能力等新的发展机遇。
如前所述，虽然成效不甚显著，但近几届韩国政府都做出了相应努力。朴槿惠政府的教育改革以引入竞争来淘汰弱势高校为主线，以期有序顺应生源减少的趋势，并提升保留下来的大学的竞争力。但由于韩国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衡，首都圈高校在评估中占据优势，淘汰的多数是地方大学，这又进一步扩大了地区间的教育差距，也招致教职工、地方大学和地方政府等多方的抵制和反对。因此，后来政府的教育改革又着手维护公平性，对评估有所放松。“RISE”计划虽然强调要支持高校发挥创新和服务地方的作用，但该计划实施的对象仍是那些经筛选后的高校，首都圈大学的天然优势仍可能带来新的不平等。目前，李在明政府有意直接做强几所地方大学，以平衡教育资源并生成新的创新增长点，但其成效也尚未可知。总的来说，无论是哪届政府，淘汰落后高校都是一个必然选项，但在此过程中权衡效率与公平是一个切实的棘手难题。
同时，为缓解生源危机而引入更多外国籍学生，一方面无疑会对韩国社会与文化造成直接冲击，另一方面，由于身份的敏感性，对本土学生和留学生的任何有意或无心的差别对待都可能发酵成舆情风险，被视为歧视或逆向歧视而对两个群体造成伤害。留学生占比的提升意味着这种风险的扩大。例如，韩国《中央日报》报道，2025 年韩国崇实大学在“强制退宿”的公告中，标注了宿舍内吸烟学生的国籍，这一事件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被认为在无形中煽动学生间的矛盾。
此外，生源危机的成因可能并非仅局限于适龄人口数量的下降，社会教育观念的转变同样值得注意。长期以来，韩国社会深陷教育焦虑之中，盛行的“影子教育”成为韩国教育体系中难以剥离的组成部分。为让子女在白热化的升学竞争中抢占先机，韩国家庭需投入巨额财富以及大量的时间、精力与情感。但由于经济下行带来的就业难等问题，一方面，一些家庭已无法支持这种高投入，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率的持续走低，使年轻人及其家庭对大学教育价值的评估逐步回归理性，而不再将读大学视作人生的必选项。
（作者李冬新系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中日韩创新合作中心智库基地主任，李英豪系山东大学中日韩创新合作中心智库基地科研助理）
本文原载于《留学》杂志2026年第12期
长宏网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